“产妇跳楼身亡”，文明理应托举脆弱的生命

特约评论员卞离石

　　这是谁也不愿见到的一幕惨剧。

　　据报道，在陕西榆林的一家医院，待产孕妇马某某疼痛难忍想要剖宫产，被家属拒绝后跳楼身亡。其后，该产妇家属站出来发声，自己并未一直坚持顺产，是医院方面拒绝为妻子剖宫产。而医院则拿出了视频监控的“证据”，指出该产妇曾两次下跪与家属沟通被拒。

　　在事实真相尚未完全浮出水面的情况下，单纯以拒绝剖宫产的态度，来还原和评判导致这起事件的“罪魁祸首”，究竟是院方还是家属，既为时过早，也不无武断。不过，回看事件报道，产妇马某某的手术诉求没有得到应有回应，以致于采取极端的轻生手段，却是不争的事实。

　　或许，受到质疑的院方会拿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认为“家属不签字，医院不手术”于法有据，自己拥有免除责任的“丹书铁券”。而司法实践中，对于类似案件的处理，也多以法院判决医院已履行法律法规要求、不负法律责任告终。但这种忽视患者自身知情权和决断权的做法，其合理性亦存在问题。

　　患者是自己身体的支配者，对接受诊治的方式作出判断和选择，乃是再正常不过的基本权利。除非是在丧失理智，或是明显有违科学常识的情形下，这种自由支配权不应被限制、剥夺。对于患者亲属，虽然与当事人存在血缘、婚姻等关系，也是利益相关者，但他们对患者手术的“签字权”，与患者自身的决定权，并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如果强行将患者与亲属捆绑在一起，共同决定手术，此举固然增强了手术过程的“稳妥性”，避免了医院事后被“无端追责”，陷入无休止的医闹纠缠，但牺牲的却是患者的自由支配权。特别是在患者亲属“另有想法”的情形下，本应开展的手术无法正常推进，如此损害的更是患者健康权。

　　生命至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生命健康权是公民享有的基本人权，是其他权利的基础。如果生命健康权得不到保障，那么公民的其他权利就无法实现，或难以实现。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不仅是《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内容，也是我国刑法、民法等多项部门法的共同任务。

　　现实中，当一部行政规章与上位法存在“冲突”，对公民生命健康权构成“威胁”，或造成“损失”时，就很有必要反思该法规的合理性，是否应当修改“家属不签字，医院不手术”的陈旧规定，在确保手术过程科学可控的同时，给予患者更多的自由支配权，而不是作为包袱，一揽子甩给患者亲属。

　　当然，在“孕妇跳楼身亡”事件中，“扭曲”的并不仅是法律制度。从更深层次看，保守的观念、落后的文化、冷漠的世故，也是不可忽视的罪恶黑手。试想，如果患者和亲属能够正确认识和看待剖宫产，如果亲属和医院的权力意识不是凌驾于患者之上，如果医院果断采取紧急措施……还会发生两条宝贵生命悄然陨落的悲剧吗？

　　这些“如果”，其实都是“马后炮”，并不能挽救逝去的生命，但我们却不能停止反思。痛定思痛，修缮立法、更新观念、移风易俗，对所处文明不断内省和提升，才能为极端事件画上句号，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才能重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