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以“一带一路”为契机中国引领“新”全球化

特约评论员冯俏彬

　　“时势造英雄”。当今世界正处于格局巨变之际，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正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继2016年G20杭州峰会之后，2017年3月23—26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以“直面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为主题，广集全球政商学各界人士参与，而5月14—15日即将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目的也是促进全球经济合作与融通。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初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更是表明了中国维护全球化的坚定决心。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化，可称之为“新全球化”。新全球化之“一新”者，首先在于主要是促进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同时尊重各国人民基于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新全球化之“二新”者，在于更加注重包容增长，即国不分大小，地不分东西，都有权利从全球化中得到应得的份额。新全球化之“三新”者，在于其主要动力机制是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技术催生的数字经济所形成的新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新全球化之“四新”者，在于需要对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治理格局进行调整，新兴经济体将在全球治理中获得制度性的话语权和更大的表达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增长。2016年，中国GDP总量达到74万亿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上第二个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接近15%。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经济已与世界经济紧密融合在一起，中国从全球化中既自身受益，也希望广大和中国一样的后发国家能迎头赶上，因而以开放、包容为底色的“一带一路”应运而生，将推动全球化实现本质上的改善和优化。一切愿意参与新型全球化的国家，借此机会展开合作，更有助于实现全球性的各取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此，中国愿意并将成为新全球化引领者和重要参与者，守护世界经济的大船行稳致远。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将和其它国家一道，共同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提供新全球化的相关制度。制度是行动的规则。在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球化大家庭中，来自全世界的国家汇集在一起，自然需要有一些大家共同遵从的制度。二战以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等作为协调机构，在协调各国的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对人类历史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一建立于其时其地的全球化协作机制，放到今天已不能完全反映过去几十年间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更不能反映广大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利益诉求，需要进行适应性更新。

　　二是要构建新全球化的协作平台。全球化意味着各个国家通过经贸往来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思想相互交流、文明相互融通，这中间当然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风平浪静，也免不了冲突。为此，迫切需要新的合作平台来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以G20为例，基本上包括了当今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代表性很强。也只有在类似于这样大的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新平台上，才能就当前和未来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广泛的协商并达成共识，促成一致行动。以去年杭州峰会为例，参与国共同认为，为了推动世界经济早日走出衰退，与会各国应当在加快科技创新化结构性改革、扩大绿色投融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共同努力，而且“凡所承诺，定将落实”，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动力与希望。

　　三是要创制新全球化的相关机制。新的全球化不仅需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原有的国际协作机制的作用，更需要根据情况变化和新形势的需要，创制出适应新需要、回应新诉求的新国际协作机制。近年来，中国政府提议和倡导的“一带一路”、亚投行、亚太自由贸易区等，一经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就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和积极的参与。截止到现在，参与到亚投行的成员国已有70多个，而拟议中的亚太自由贸易区也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与30多个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个国家签署产能合作协议，同沿线17个国家共同建设46个境外合作区，须知，这还仅是早期收获，更大更靓的硕果已经向所有参与国频频招手了。这说明，中国正在做的事情，符合大多数迫切需要发展和提升民生的国家的现实需要，符合历史潮流，契合现实需要，具有必然性和广阔空间，也是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和增长之后，反哺世界的良善之举。

　　历史惊人地相似，但不会完全重演。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不可能中断。究其原因，是因为全球化本身并不是由个别国家推动的，而是基于人类社会科技进步、产业变革的必然之举，是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秩序，一旦展开，就不会主动或被动地回到原点。正是看清了这一点，如今中国正顺势而为，提出“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同时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推动各参与方实现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从而推动“一带一路”更好发挥“多元、多边、多样”的协同效应和全球效应，引领“新”全球化发展。（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