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你受够了吗!

特约评论员李北方

  近日,四川泸县太伏中学一名学生意外身亡的事件成为舆论焦点,舆情来势之凶猛,令人惊讶。这让人联想起去年春天发生在北京的另一起意外死亡事件及其引发的舆论热潮。两起事件有类似之处,除了都是由人的意外死亡引爆之外,最大的相似点是在舆情发酵的过程中都有大量的谣言推波助澜。

  雷某案发生后,有人伪造了一张“嫖资收据”,声称是警方公布的雷某嫖娼的证据。这个一望便知是假的所谓“收据”,被大量包括律师在内的人在微博等社交媒体转发,一度成了雷某“被嫖娼”的“证据”。该“收据”假得太过明显,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伪造者可能只是出于恶作剧的动机,并无真正的恶意;有真正的恶意的是那些将其当真的传播者——传播者的智力不至于低下到如此缺乏分辨能力的程度,明知是假,却要当真,其动机之恶就凸显出来了。

  泸县这起事件也是一样,消息公开之后,谣言立即蜂拥跟进,套路也差不多,包括将其他事件的视频进行剪辑,声称是死者被殴打的现场录像,也包括一些无中生有的胡编乱造,什么死者遭遇校园“霸凌”,被勒索一万元保护费,手脚都被打断,当地政府拿一百万私了,发放封口费,等等。

  有些谣言是浅陋的,是一望便知的谣言,但这不妨碍其被广泛传播,传谣者仍然不乏一些法学家、律师等微博大V。这些人的判断力不至于如此低下,但仍然主动参与传谣,其带有主观恶意的意图是明显的。

  在对此波舆情进行反思的大量文章中,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当地政府,评论者认为是地方政府应对失当,信息发布不及时不透明,导致了质疑声四起。不少人直接提问,政府应该反思,为什么民众不相信政府。

  客观地说,此次事件中,地方政府在舆情应对上有笨拙之处,需要学习和改进。然而,评论者囿于一些既定的框框,对恶意谣言问题的重视远远不够,仍然仅仅发出一些“造谣的动动嘴,辟谣的跑断腿”的抱怨。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谣言的问题,加大对恶意造谣的打击力度,否则,即便地方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做得更好,也是没用的。所谓的公知们有句名言,“你永远也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其实,装睡的正是他们,他们以求真相为幌子,通过制造谣言让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远。即便你告诉了他们真相,他们也一样会做出“我就是不相信”的姿态,因为他们的目的已经设定好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可是在现实中,很多人依然把网络空间当做法外之地,相当多的人通过网络制造和散布谣言,以为可以不负任何的责任。2013年9月9日,两高发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民间所说的“转五百,抓起来”的规定,然而这还远远不够,因为该《解释》针对的主要是“诽谤”等问题。在雷某案和仍在持续发酵的泸县事件中,造谣者针对的对象是警方和地方政府,其行为是否适用“诽谤罪”的罪名还有待商榷;其次,被谣言攻击得晕头转向的地方政府部门只能笨拙地做一点信息发布,进行辩解,又怎么敢指责所谓公知“诽谤”呢?那还不得引发更汹涌的舆情风暴?

  群众已经受够了没完没了的谣言,受够了负能量,到了必须加大对造谣者的打击力度、铲除谣言的时候了。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在热点事件中“带节奏”的造谣者,决不意味着给政府部门“洗地”,政府需要批评的地方要继续批评,需要监督的地方要继续监督,但一定要同时铲除谣言,这是并行不悖的两件事。正如同有人持续地扔垃圾,地就永远也扫不干净一样,不铲除谣言,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网络空间永远也清朗不起来。

  在我国古代法制智慧中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重视动机,中国人在两千多年的司法实践中有深刻的“原心论罪”的传统,讲究“赦事诛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判案的时候偏重对动机的考量,如果动机是好的,即便造成了坏的后果,也可以从轻处罚,反之,如果动机是恶的,即便造成的后果并不严重,也要从重处罚。

  这种思路当然与现代法治的思维并不一致,但也有其道理,针对当下的情况,有必要辩证地看待两种司法逻辑的关系,并加以灵活运用。造谣者以“谣言倒逼真相”为借口,以言论自由权为耍流氓的庇护所,如果只以实际的社会后果作为衡量标准,则很难对谣言进行有效的清理。

  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认同一个判断,即在焦点事件中制造和散布谣言的人,其动机并不是关心问题、探究真相,而是唯恐天下不乱,刻意制造社会对立。这就是我一直强调其动机为恶的原因。这些人的目的一时还没有直接达到,但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常负面,如果以尚未有实际的不良后果为由放过对其责任的追究,那么就在事实上形成了对恶的纵容,出问题是迟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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