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敬畏之心，推动人与自然长期共存的生态文明建设

特约评论员钟春平

　　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多重关系,同时,自然环境存在着再生能力及内在的不确定性。为了获得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好的机制设计,实现人与自然的良好共存。

　　从单个时点看,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竞争替代关系,又存在着共存的互补关系。一方面,环境和生态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竞争替代关系。资源环境容易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破坏,社会经济发展也会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发展过程中,如果过度追求产出等目标,就会过度使用自然资源,从而破坏生态环境,甚至导致不可逆的破坏。

　　另一方面,环境和生态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又是相互依存。充裕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资源和优质的生态。而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空间和条件,没有基本的阳光、水和自然资源,人类无法生存。相反,良好的经济发展能够为改善生态环境提供资金保障。

　　从时间动态角度看,两者的关系可能呈现的是倒U型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经济起步阶段,发展水平较低,自然资源相对充裕,开发使用的程度较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并不突出,有可能会加大资源的使用和开发。资源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应地减少,生态环境会逐渐被破坏。换句话说,很有可能的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资源的丰裕程度会下降,污染水平会上升,生态环境会逐渐恶化。

　　如果持续的不当使用,通常会破坏整体环境。更有可能的是,经济已经开始起步,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对资源的需求会持续增加,对环境破坏程度也大幅度提升。最容易出现的状况是,为了进一步的发展,寻找各种理由继续破坏原先的生态系统,比如,"生存是第一位的","先发展后治理"。在这种阶段,最容易破坏生态环境。由于部分破坏是难以逆转的,因而有可能生态环境永久性地被破坏了。

　　相反,到了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时候,物质生活相对较为充裕时,生存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会减少对物质的过度追求,转而寻找更高的满足程度,比如更长的寿命,更好的健康。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下降,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会提高,从而进入更多地投入环境保护阶段。两者之间呈现良好的正向关联。

　　正是这种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同时,又随着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关系,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存并不容易。更多的时候,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会很紧张,人类会不断破坏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又会不时地威胁人类的生存。

　　在本质上,导致环境与人类之间恶性关系的核心在于,自然界具有一定的自我再生能力,但却没有直接的定价能力。这种自我再生的能力有可能被人类的物质需求所破坏。而自然资源所存在的经济特性,会使得在使用过程中被过度使用,缺乏定价机制的结果往往是极低的成本或者零成本的使用,比如清洁的空气、廉价的水、低价的森林等,最后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这种故事和逻辑正是过去二三十年间发生的真实写照。为了追求更多的产出（GDP）,过度使用自然资源,肆意破坏环境,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很多地方的生态已经被破坏,而且即使花大量的资金也难以治理;部分地方居民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因而有必要对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和生态要素重新考虑,改变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过度使用,改变对生态的不可逆破坏。同时,对于绝大部分地区,基本的物质要求已经能基本满足,因而已经到了改变对自然资源过度依赖的阶段,需要更多地摆脱"边发展边污染"的发展路径,转而寻找生态友好的发展方式。

　　当然,绿色的发展难度较大。困难在于,环境的影响往往难以直接衡量,而且跨越时间和区域,达成共识和消除利益障碍艰难,因而需要更加恰当的制度设计。

　　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对资源和环境的认识,改变通过资源和环境破坏获得发展的方式,更多地转向绿色发展的模式。不应过多地向自然资源和环境索取,而应该逐渐建立环境保护机制,维护人类的生存环境。明确资源和环境本身是具有价值的,没有良好的环境,物质上的获得终究是没有价值的。

　　其次,需要改变的是,在资源环境上的成本概念。强化对资源和环境的定价,限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对环境的破坏。将环境等社会成本逐渐纳入企业成本。

　　再次,需要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资源环境问题。过于短视和过多地关注当前的利益,最终会使得资源被过度使用,环境被破坏。相反地,应该知道,资源和环境本身属于所有年代的人,而不是当代人,需要讲究的是子孙后代的利益与公平。因而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需要强化任期的资源环境考核,在制度上不允许以资源和环境破坏为代价,换取短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所谓的政绩。

　　最后,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考虑环境问题,平衡各方利益。环境的影响会跨越区域,因而需要跨区域进行利益的协调。平衡区域的发展,再进行各种形式的转移支付就显得势在必行了。

　　总的来看,人在自然面前是脆弱的,需要更多地敬畏自然,以更长远和更宽容的眼光看待人类的发展,追求更多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不断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作者钟春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综合经济战略研究部副主任）